有趣的是，结核病及其与工业灰尘的相互关系最后导致了对慢性肺病的重新发现，以及对接触毒素可能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会显示其后果之观点的发展。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初，在引入各种动力工具如气钻、爆破设备、气动锤、高速织机、纺轮等以后，紧接着就出现了以“硅肺”（或石末沉着病）而著名的时疫，这激起了大量寻求其原因的调查者。灰尘，实际上出现在任何一个工地上，它包括在煤矿、金属矿井、锻造厂、钢铁厂、橡胶厂出现的矿物和金属灰尘，以及在谷仓、面包房、纺织厂、制鞋厂出现的动植物灰尘，它们对工人和工厂主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由于这种更为普遍的关心，劳工、实业和工业卫生专家开始集中研究硅尘的影响。这一方面转移了对其他由灰尘引起的疾病的关注，同时也导致了普遍适用于其他慢性工业病的公共政策的产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里，政治家、劳工、经理、保险公司代表、医生和律师都提出了国家新工业的工作场所的职责和危险问题。总之，劳工、经理、工业和保险公司的代表对由谁来界定我们今天所谓的潜伏期（即从接触毒素到症状出现的时间）发生了争执，但他们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广泛，囊括了从责任的认定到资助受害雇员等一系列问题。什么是工业病？如何区别职业病和由环境能够造成的疾病？怎么样确定危险的责任？是否要对工人由于职业病和残废造成的损害和工资损失予以补偿？工业是否要对那些症状要在接触致病源数年甚至几十年以后才发作的慢性病负责？应该在疾病发作的什么阶段给予赔偿？是否单凭诊断即对申请者予以补偿，还是以不能工作作为标准？谁来界定能否工作，是雇员、政府、医生还是公司？

  英国对二氧化硅危害的系统研究进行得最早，主要是对英国工人在南非金矿的经历进行研究。像埃德加·科利斯和H·S·霍尔丹这样的研究者以及南非矿工肺结核委员会的研究者举例说明，肺部疾病实际上不只是一种疾病：并不是所有灰尘都会造成肺结核；有些灰尘特别是二氧化硅本身就会引起严重的肺病。布尔战争（1899-1902年）后不久，随着在南非金矿工作的英国人回到英国，硅肺开始获得公众的广泛关注。托马斯·奥利弗描述了这些“身健力强的矿工”的命运，他们在南非金矿工作仅仅数年，“回到诺森伯兰和别的地方后就虚弱不堪”。由于从中挖掘金矿石的岩石异乎寻常的坚硬，风钻和爆破技术对土著和威尔士工人以及他们英格兰监工的身体健康产生了危害。1902年，一个由英国任命研究这一状况的委员会得出结论：从病理学上来说，“产金高地矿工（所谓的）损害性疾病”的受害者所得的不是肺结核而是硅肺。

  美国平安保险公司副主席兼统计学家弗雷德里克·霍夫曼整理了这些报告，并在1908年出版了题为“灰尘行业由肺结核导致的死亡率”的开拓性研究成果。霍夫曼在文章开头指出，“无须广泛考察即可证明，人类的健康深受他们吸入的空气质量的影响；空气的纯度在卫生和经济方面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这一研究的重要性在于，该研究的立论是以英国的资料所提供的诊断证据以及英国改革者随后发展的激进的社会分析为基础的。它也使用从霍夫曼所在保险公司的档案中获得的统计资料，以及从英国和美国获得的人口统计资料来对医学界进行挑战。尽管英国人特别是托马斯·奥利弗也使用统计和流行病学的数据，但霍夫曼是第一个采用这一些方法来证明工业造成的肺病的盛行程度和范围，以及使用这种资料来解释工作环境对肺病影响的美国人。但正如将灰尘作为产生肺病的重要原因的观点一样，霍夫曼1908年的报告集中于工业灰尘对肺结核的影响。

  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随着全世界处于大萧条中，硅肺开始成为一个主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在欧洲和美国，动力锤、磨床、切割工具和1900年前后引入的喷沙机，使大量的产业工人接触到能渗透进肺中的细硅尘。在大量失业造成财政紧张的情况下，许多当时已出现硅肺症状的工人开始要求将残疾补贴纳入赔偿和诉讼体系。在1930—1939年间，美国出现了大量患病工人主要起诉锻造厂和钢铁厂的诉讼，这最后导致全国性会议的举行，并最终修改了对工人的赔偿制度。通过这一过程，慢性工业疾病问题被强制纳入医疗和公共卫生界的议事日程，并开始了前面提到的有关这种危险的责任以及界定和诊断长期慢性病的技术和医疗手段的辩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由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非传染的慢性疾病问题成为工业医疗主要关注的对象。像威廉·丘珀、哈丽雅特·哈第、欧文·塞里科夫、洛林·克尔这样的研究者和其他人，开始把在工场接触灰尘和二氧化硅同各种癌病和肺病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医疗和公共卫生界正式承认在20世纪30年代提到的接触灰尘与癌症相互关系的重要性。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毁灭性的工业肺病和癌症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欧文·塞里科夫的工作而广为人知。塞里科夫对石棉沉着病、间皮瘤和肺癌的研究引起了大众和医学界对这些疾病的注意。由于石棉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的广泛扩散，职业人员和普通公众深切地感受到工业生产对国人健康的影响。

  整个20世纪，围绕着职业健康问题展开的医疗和公共健康活动同社会、劳工和政治运动遥相呼应。在1900—1917年的进步时代，诸如面包工和糖果工人工会、国际女装工人工会、成衣工人联合会等工会，同全国消费者联盟和美国劳工立法协会这样的中产阶级改革团体一起，提出改善工人工作条件的要求。在20世纪20年代，像美国工人健康局这样的活跃组织支持工会对工场的危害进行调查。它们同漆工、制帽工和石化工人一起呼吁改革工厂的工作条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工业组织大会下属的各种工会以恶劣的健康和安全性能条件作为重工业工会组织呼吁改革的理由。进入50年代后，左翼领导的工会如国际矿山、工场和冶炼工人工会呼吁国家立法保护其成员不受灰尘危害的影响。到60年代，安全和健康成为美国和欧洲绝大多数工会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1960年后，随着重工业的衰弱以及白领和服务业的上升，人们普遍相信职业病将退居次要地位。尽管许多人认为，职业病是工业时代的遗产，其重要性依然存在，只是它的问题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随着70年代强大的环境保护运动的出现，人们再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在与工业生产相联系的危险上，扩大了曾经仅仅被看做是工业劳动力问题的范围。核能工业的出现——从核武器生产到核医学——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射线甚至在高技术和受到高度保护的职业也会给工人造成危害。再者，工业和原子废料处理问题加强了劳工代表和环境论者之间的联系。随着国际经济竞争的扩大以及工人和职业人员因增加生产速度和改进生产质量所经受的广泛压力，职业病限定的范围逐步扩大。在加利福尼亚，曾经被认为行政人员才有的压力现在成了一个要求补偿的重要原因。以前从未成为工业健康问题的流产也被同接触来自视频信号终端的低水平辐射联系起来。

  职业病的历史反映了广泛的工业生产史以及资本、劳工和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涉及解决工业病问题的职业人员，如医生、工业卫生专家和工程师，也常常在有关工人生命价值的政治和社会冲突中起辅助作用。对与工业有关的疾病的控制通常是通过政治活动和经济条件的改善而不是通过医疗或工程的干预来实现的。通常，在这样一些问题引起了工业和环境灾难或产生了一致的政治行动而进入公共程序后，职业人员才会起到重要的技术作用。与传染病这样的疾病一样，要认识工业疾病一定要了解疾病的社会根源。但随着对生产的全部过程和拥有这种过程的人承担危险职责的要求日益增加，危险的职责问题现在变得更加重要。随着慢性非传染病演变为重大的公共健康问题，对工业病的理解不再纯粹是对“不足为奇的小毛病”的一种好奇心，而是具有新的重要性。在研究工业病的过程中，医生、政府机构和职业人员将被迫解决一系列有关该社会健康的社会和政治职责问题。最终，工业社会将被迫回答什么是我们愿意为工业进步所承担的危险水平，以及由谁来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