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一组图片在网络上广传，其中一张图片显示，两辆货车满载拆卸下的霓虹灯招牌行驶在香港街头（已辟谣是AI制图）。
不久前，位于香港油麻地庙街63号转角位置的美都餐室霓虹灯招牌在经历最后一次“亮灯”后，正式退休，结束58年的站岗工作。
见证香港40多年光辉岁月、著名“冠南华”婚纱店外成双成对的霓虹招牌，也于去年8月正式“关灯”，和各位说再见。
纵观霓虹灯历史，它始终作为一种文化元素存在着。不仅存于城市建筑中，更以独特的氛围感和造型来体现人们对美与艺术的追求。
“大押”外围着一颗金元宝，海鲜店门口挂着一条“鱼”，酒吧的招牌上则刻着一只酒杯、几个音符...
早在1920年代，霓虹灯引入了香港，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谁家的招牌更抢眼，就更容易获得关注与知名度。
当做牛排的森美餐厅把一只巨大的霓虹牛搬上了皇后大道西的夜空，它立马成了街头的指示牌，提醒路人从哪儿该下车，又在哪儿该左转。
如果说市井生活中的霓虹招牌见证了香港街巷充满烟火气息的变迁。那么在香港电影里，霓虹浪漫和迷离的意味，展示着这个城市神秘魅惑的一面。
若论华语电影霓虹配色“第一人”，“墨镜神” 王家卫当仁不让。那不得已提“王家卫御用摄影师”杜可风。
张爱玲《倾城之恋》里白流苏看见对岸的香港，夜晚霓虹灯光摇曳着，颜色互撞的广告招牌倒映于绿油油海水里。
“他走出了M理髮店的侧门，抬头一看，那方竖着的招牌上，横着“清华舞厅”的霓虹灯招牌。”
或许霓虹在时代的风潮中渐渐隐退，也正是因为不可忽视性，霓虹成为了香港风华绝代的那段岁月里独有的风情。
1898年，英国化学家 Sir William Ramsay 和 Morris W. Travers 在做实验时发现了通电后可以发出迷人的红色光芒的稀有气体——氖气（Neon），音译过来就是“霓虹”。
当时，霓虹灯还未成为花哨和滥俗的代名词，而是一种高雅的象征。霓虹就此被应用到巴黎歌剧院、教堂、银行和奢侈品商店外的装饰上。
时代广场上的Camel man招牌，利将招牌与气味、声音、雾气结合，使得招牌上的男人能吞云吐雾，颇为抢眼
20世纪20年代后，霓虹灯从最初作为具有功能性的招牌，慢慢地发展成为一种美学形式。
自1996年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收藏、研究和展示拉斯维加斯的霓虹灯标牌（超150座），内容涉及教育、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
霓虹灯不仅是一种装饰，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推动了波普艺术、赛博朋克艺术和概念艺术的发展。
就像下面这位艺术家翠西·艾敏（Tracey Emin）创造的霓虹灯作品，多数以生活为灵感，坦率地将自己的创伤、痛苦、欢乐和希望等情绪通过各色霓虹灯传递给观众。
Tracey Emin《我没有说过/我永远不能爱你/我说过我永远不能爱》
霓虹开始逐渐由刚开始时显得突兀、无用的技术，逐渐转变成具有独特魅力的装置材料，在艺术作品、空间装饰中频频应用。
这些涂鸦般的线条旨在模仿身体和运动姿态，当走过长长的杜文画廊时，悬浮的雕塑似乎随着观众的移动而移动。
比利时艺术家Joris Van de Moortel是一位音乐人同时也是视觉艺术家，他将音乐与霓虹灯相结合，这些混合媒介作品通常包含他的音乐表演元素。
有时是前一天晚上在舞台上砸坏的吉他，演奏舞台的面板。有时作品是在表演之后完成，有时是在表演期间制作。
纵然跟着时间的推移，霓虹灯这种日常事物已经离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但同时，我们也能够正常的看到，艺术家怎么样去使用一种“过时”的媒介，并让其焕发出了新的内涵和活力。
如今香港，剩下的全职屈管师已经不到10人，已经70岁高龄的唐国祥唐师傅，就是霓虹从兴盛到消失的见证人之一。
这块高二十尺、长一百多尺的招牌，俯瞰着这座城市的时光，仿佛替他守护着这里的繁华。
19世纪60年代，还没读完中学的唐国祥就迷上了霓虹灯。不能自己的他，在18岁那年决心去学习霓虹灯的制作。
做霓虹灯，首先是从造型开始，按照客户的要求，画出可行的手稿，是为一切打下基础的一步。字体、亮灯的方式，大小和形状，都有许多讲究。
打印与实际尺寸等大的图纸，便开始了霓虹灯管的形状塑造。用打火机点亮专用火头，将玻璃管的关节处烧的柔软可塑，然后按照图纸来塑形。
脆弱的玻璃，炽热的火焰，他与这两者的友谊，延续了半个世纪。哪怕它们慢慢的开始赶不上时代的步伐，他也未曾想过放弃。
可是再怎么热爱这个行业，再怎么心疼霓虹灯的流逝，唐师傅最后都接受了时代的更迭。
他说：“每一种东西，都是可以被第二种东西代替的，就像荧光灯能代替灯泡，那么为什么不能有第二种光源能代替霓虹灯呢？
正是因为这些大大小小各处闪烁的霓虹招牌，香港如今庞然的大都市风景才能与从前的小渔港旧貌相连。
也许有一天，香港街头再也没霓虹灯招牌，它变成一缕夜魅的幽魂，漂浮在赛博朋克的影像间，隐匿于香港电影的乡愁里，反复讲述一座东方城市星光璀璨的传说。
